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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日何易 之 尾声 苏黎世 (终)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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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他们搬来他们搬来瑞士的第十年。1949年底,在明楼在鲁汶拿到法学博士的当年,他们举家迁来这个城市。再之前的四年,家在比利时,再往前,就是另一个曲折的故事了。事实上,即便是十多年过去了,明楼至今觉得,他应该是死在1945年的。








进入1945年之后,明楼的日子过得很糟——另一个方面来说,外人眼中的明长官,实则春风得意、鲜衣怒马,周市长的左膀右臂,汪总统的得意爱将,走在上海滩,真可谓是风头无两。至于在他面前点头哈腰的人背后是不是回去唾骂他汉奸走狗猪狗不如死无全尸,明楼是根本顾不上的。








自明镜去世、明台去了延安以后,明楼就没想过自己还能活着离开上海。生于斯长于斯埋骨于斯,正是他的肺腑话。但这句话他只告诉了明台,从没和明诚说过。事后明楼想想,自己对明诚总是更自私更无赖一些,大概在没意识到的时候,他再也不把明诚当作弟弟了。








那几年他们杀人,避免更多的人被杀,无数的情报和金条经他们的手流向各大苏区,北至延安南到两广,甚至往重庆。明楼让明诚悄悄变卖姐姐留下来的所有家产,先是厂子,然后是房产,再后来所有的细软都折了现,卖到明镜和母亲留下的首饰的时候,明诚和他吵了一架,吵完了,也还是明诚带着所有的东西出了门,最后带回来一个戒指,对坐在楼梯上等着的明楼说:“这个人家看不出真假,不收。值不了几个钱,你留着吧。”








明楼抬起头来看一眼,是姆妈当年陪嫁的一只金戒指,上好的苏工,指环上浮雕着并蒂莲,戒面是一粒没抛光的红宝石,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外婆家的什么长辈传下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并蒂莲的纹样都模糊了。








明楼接过来,捏在掌心里,勉强勾了勾嘴角:“那就给小东西留个念想。”








明诚在他身边坐下来,搂着他的肩膀,捏了捏,两个人坐在依然光鲜亮丽其实早就是空壳的大屋子,就这么坐了一晚上。








进了45年,明楼知道汪精卫政府和日本都对他起了疑心,毕竟人不是神,他在这个位子上,一次两次能遮掩过去,十次百次又如何?一个人两个人跑了是手下人办事不力,永远抓不到的地下党难道真有神通?








他知道太多人盯着他,等他露出一点破绽。可他明楼,就是没有破绽。日本人死了,汉奸也死了,他还活着,看着他们死,又平静地等着自己的死期。








毕竟在39年踏上上海土地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在等着了。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反而不想了,每天睡前想一想当年从王天风那里学到的,怎么速死,复习完了就很安稳地睡了,第二天该如何还是如何。








直到3月底,他收到一条密电,要他清明去苏州扫墓。








明楼把密电给明诚看,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几乎不需要说话,只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都明白了。








明诚轻轻握了握他的手,什么也没说。








清明前一天两个人照常回了家,把家里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然后手牵手回到房间,不知疲倦地亲吻和做爱,像情窦初开的少年人那样。第二天天一亮,明诚开车,两个人往苏州扫墓去。








到了祖坟明楼扑在父母和姐姐的坟头大哭,对着明台的“坟堆”也哭,反而是明诚坐在一边,面无表情地垂头烧纸,祭奠,好像一个局外人。明家其他房的亲人看到明楼这么哭,起先跟着垂泪,后来害怕起来,一一上来劝解,明楼却不理,只是哭,哭得昏沉起来,明诚过来扶住他:“先生,等一下还要去西园寺,您缓一缓。”








明楼的手掐进明诚的胳膊里。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两个人都老了,明诚搂着明楼,在他耳边对他说,那天我就知道,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明楼一点也不奇怪地看着他,点点头,我当时也这么觉得。








上完坟他们去西园寺——明家在那里供了个牌位,他们要去给先人添长明灯。在庙里和重庆那边接应的人接上头,改头换面地从寺里的偏门出去,接应他们的人穿上他们的衣服开着车回上海,他们则经水路到了太湖,又更换了一次行装,搭本地的渔船过太湖。








这时候湖上的风还是寒的,明楼上了船没多久就睡了,睡得冷了翻个身,迷迷糊糊感觉到明诚把衣服搭在自己身上,然后抱着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哼曲子。明楼听得分明,是《浣纱记•寄子》里的《胜如花》,他觉得明诚跑了调,可醒不过来,也开不了口,只能忍耐着,听他荒腔走板地哼:料团圆今生已稀。浪打东西,似浮萍无蒂,羡双双旅雁南归。








清明总是多雨,明楼觉得有细雨打在了自己的面孔上。








他们先是到了湖州,再一路辗转,水路又改陆路,花了小半个月,终于到了重庆。在路上他们买到报纸,原来清明那一天晚上,上海明家的公馆走水,大宅付之一炬,等救火车赶到灭了火,只找出两句烧焦的尸体,都是壮年男性,应是明家的主人明楼,和他的二弟暨秘书明诚。








特务委员会和76号严查凶手,说是共产党蓄意破坏新政府秩序,残杀政府官员,上海又展开了新一轮对共产党的残酷搜捕。








可这一次,明楼已在千万里外,再也无法为他的同志们做掩护了。








到了重庆,两个人刚换了衣服,饭才吃上一口,就来了通知,要明楼去罗家湾。明诚想跟着,被拦下了。








明楼想,那就是时候了。








他来不及多看一眼明诚,扭头就走。心里想,到了这时节,少看一眼,未必不是好事。








到了罗家湾果然是劈头盖脸一顿骂,但明楼没想到的是,算的是当年他给龙云买军火的旧帐。








于是整整一个下午,戴局长从党纪讲到国法,说精诚友爱,说党国一体,说当年手把手教他们,头一项就是忠诚。忠诚于党,于总统,而不是一地一时的狗屁军阀,更没有做了不报告这样的事情,军统没有先例,无怪蒋公大怒,责令面叱、检讨。








言语中明楼也听明白了,正是当年与滇军的往来,让重庆对他起了戒心,授意他去上海,本就是当死棋用的。








但明楼并不后悔。他们经手的装备,随着千千万万滇地男儿,一同去了台儿庄。








他想起曾经和明诚在异国他乡有过的那些讨论,党和国家,国家和主义,主义和党。他本以为自己去国多年,又一直在上海,总是侥幸躲过了。不曾想还是没有。








末了,训他的人终于累了,他收回心绪,以十二万分诚恳的语气和神情,说:“雨农师,学生知道错了。辜负了总统与您的信任……学生一介腐儒,坏了大事。还累雨农师出面救我。”








“衡宇。”戴笠唤他的表字。这十来年间他奔走天南海北,却是始终不改乡音,“校长震怒。你的确是书生气浓了些——也怪我没好好教你。龙登云与党国,素来是面合心离。你可知道,汪逆往越南,他是送行了的。哦,当然,事后他确然通电讨叛,大节无亏,但……委实难以教以重任。你在国外久了,回来又直接去的上海,不清楚这些,也不能全怪你。”








听到这里,明楼本就凉透的心,再也不可能热起来了。








抗战十万云贵男儿,血肉铸成的滇缅,在党争面前,也算不了什么。








他更深地低下头,重复说:“学生知道错了。”








戴笠深深地看着明楼,眨眼间,这当年的意气儒生也斑白了鬓角,甚至说得上一声嶙峋支离了。他极罕见地生出点怜悯之心,叹口气说:“依有些人的意思,火场里的人,本该就是你。没什么李代桃僵,也没什么金蝉脱壳。但国家养士不易,校长素有惜才之心,这才花了这样大的代价,让你们从汪逆那里脱身出来。脱身是脱身出来了,一时间也不能在明面活动了。你想想告诉我,接下来想做什么。”








明楼诧异地抬头:“现在正是抗战救国的紧要关头,我这一条性命,不去抗战,还能做什么?雨农师,我想请命,请派我去前线。”








戴笠长久地审视着明楼,终于嘴角有一丝笑意:“你没受过步兵训练,也没上过军官学校,去前线?做炮灰吗?”








明楼静一静,还是说:“我千千万万的同胞都以血肉之躯填进战壕里,江河湖海,哪里没有他们的鲜血?正是如此,国家才没有亡,半壁山河才坚守至今。我明楼何其有幸,能与他们一道?”








“蠢材!”戴笠浓眉倒立,指着他怒骂,“我千辛万苦留下你一条狗命,是要你去送死的?滚滚滚,滚回你的欧洲去!国家不要你死,你还自己去送死吗!混帐东西!白教你了。”








这倒是明楼没想到的——他想过死,想过被囚禁,也想过侥幸逃过一劫后去延安或上前线,唯独没有想过,居然还会被送回欧洲。








但他是真的不想回去了。国家危难至此,他既然已经回来,如何还能再走?








“雨农师……明诚也在欧洲待过,论经验不逊于我,若是只派一人……”








他的话被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你这个弟弟是你的心肝你半条性命,一起去。生死搭档,从来都是两个人。”








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行了。你下去吧,等正式命令。明楼这个名字不能用了,自己想一个,办新护照。明诚也是。你自己回去告诉他。”








他们几乎是足不点地又踏上了去国的旅途。








经滇缅公路到仰光之后,他们一个成了楼景明,另一个叫程念之,国民政府新任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而他们秘密肩负的任务,则是赴欧后争取美欧的支持,在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后,共同继续反俄反共。








在去法国的轮船上,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悲是喜。








走之前他们来不及和在重庆的组织取得联系,到了仰光,明诚躲开送行的人,用加密系统去了封信,但直到他们到了比利时,都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他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德国投降的消息,他们是在轮船上收到的,满船沸腾。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他们已经到了布鲁塞尔。消息传来的瞬间,整个大使馆的人哭了笑笑了哭,那一天里数不清的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跑来,哭倒在使馆门口,又狂喜着互相拥抱亲吻,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最亲的亲人和朋友。








明楼和明诚也有他们的庆祝方式:他们为他们认识的、但没有机会亲眼亲眼见证这一天的每一位同志们喝一杯酒,无论他们信仰的是什么,直到自己酩酊大醉。








太多年了,他们连醉是什么滋味,都忘记了。








外交官的圈子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后来不知是哪里泄露的口风,明诚的身份引来了怀疑。他是明面上做过汪伪政府官员的人,同事们以为他先附逆,又看汪伪政府事败投了明,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骨子里的鄙视很难遮掩,渐渐地都开始疏远、排挤他。对此明诚也没什么,或者说这对他来说是其实个解脱,等到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乱作一团时,索性辞了职,又跑去念书。








明镜死在他眼前始终是他的心结,可他年纪已经大了,学医太迟,就去鲁汶大学念了个药学。再不久,明楼也去了。








楼景明这个身份的履历有在震旦大学读法律的经历,他就考了法学院,三年的时间做完了博士。他的同学大多比他年轻太多,见他年近不惑还来读书,都表示精神可嘉,十分值得钦佩。明楼看着这些年轻人,宽容笑一笑,说,我们的国家都是战后百废待兴,不论年长年幼,都要尽可能出一份力才好。








鲁汶大学以所在地命名,是一个不大的镇子。她成立的时候尚无美利坚,可就是在这个世纪刚过去的两场战争中,八十万册书被烧毁了。








但这个时候,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国家和民族,在这场席卷世界的战争之后,都暂停了毁灭,开始建设。








组织一直没有和他们取得联系,直到1949年的4月,忽然有一个电话打到家里。那是明诚当年在巴黎支部认识的同志,说接到中国的请求,要他们前往捷克,协助即将到访布拉格、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这个电话意味着组织找到了他们,并且依然相信他们。一放下电话,两个人欣喜若狂。明楼丢下正在紧要关头的博士论文,明诚也把手边其他事都放在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当即赶往了布拉格。








他们在那里见到了明台。








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谁也不姓明了。








兄弟相见,却并不能及时相认。明楼和明台和很多旅游的华人同胞一起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做翻译,一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已经改姓崔的明台代表党组织,与明楼和明诚重新建立了联系。








距火车站那场的生离死别,就这么过去了快十年。








明楼和明诚知道明台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在宣传部门工作。他看着幼弟,想起他初来巴黎的那一天,满肚子的脾气,不给两个哥哥好脸色看,终于有点不甘心,却也欣喜地承认,这小猴子一样的小东西,在哥哥们看不见的地方,究竟是独立长成了独当一面的好儿郎了。








明台同时带来了党组织的新的命令,居然还是那八个字:维持静默,等待命令。








三个人看看彼此,都笑了。








这场相聚非常短暂,会议散后代表团又要启程。明楼和明诚一直送到最后,按纪律,他们和明台不该表现出相识,所以当明台冲上来抱住他们的时候,明楼在他耳边说:“你啊,还是不遵守纪律。”








明台笑一笑,三十岁的人了,笑起来还像个少年。他说话时眼底有水光:“楼先生,程先生,我们这叫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那就再见了。”








他转过头,再没有看他们。








他们却看着他,直到载着他的火车消失到天的最尽头。








回去的路上,明楼和明诚憋了半程,到底没忍住,后半程讨论起明台是不是知道了什么——说来也怪,两个人在一起十来年,血雨腥风相携着走来,竟然为这个话题觉得不好意思。刚开了个头实在没法讨论下去,冲着对方笑,都觉得对方冒傻气,又忍不住不看对方,你看一眼我看一眼,忽然明诚想起个什么事来,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交给明楼:“小东西还是怕你,临走前偷偷塞到我口袋来。”








明楼定睛一看,是几天前他给明台的那枚戒指。








当时的自己是这么对明台说的:家产我都捐了,家也给烧了,姐姐的东西只留了个戒指,当铺的人说不值钱,给你留个纪念吧。








那一刻,明台没有姓崔。








他捧着姐姐留下的戒指,半晌没有说话。








可没想到戒指又回来了。








明楼看着静静躺在明诚手心的戒指,伸出手拿过来,却是没有预兆地抓住明诚要缩回去的手,试着给他戴了一下。








明诚的手一直不像持枪的人的手,但再怎么纤细,毕竟是男人的手,戒指在第二个指节就没过去。明楼骨子里这么挑剔的人,这时也没说什么了,低下头亲了亲明诚的手和手指上的戒指:“我爱你,明先生。”








明诚靠过去,亲吻明楼已经有了纹路的眼角:“我一直都爱你啊,明先生。”








春天了,碧草染绿了田野,火车摇摇晃晃地通过饱经战争尚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把他们带回比利时的家去。








1949年年底,明楼自鲁汶正式毕业,在苏黎世大学拿到了教职。








他没有选择法语区,更没有回巴黎,这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考虑。到了瑞士后明楼去了一趟伯尔尼的大使馆。








1954年4月,时任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率团赴日内瓦参加日内瓦会议。明楼和明诚早早收到大使馆的通知,请他们去代表团下榻的宾馆。








明楼终于再一次见到了当年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阔别近三十年,太多的话想说,太多的话能说,但在说这些之前,总归少不了一句“君侯不老,鲁肃却也苍了”。








光阴似快马加鞭,日月如落花流水,去得好疾也。








二十岁的明楼尚不明白这句话,四十五岁的明楼,却是不想明白了。








再之后,他教书,明诚就做生意,住在能看得见湖的小房子里,没有养宠物,但常有松鼠、刺猬甚至是鹿来拜访他们的花园。瑞士是中立国,什么都好买,而明诚从来都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几乎可以买到任何能买到,甚至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于是每当有什么人经瑞士回国去,他们就托回到祖国的同胞们带点东西回去:有的时候是支票,有的时候是某个设备、一种仪器,还有的时候就是一张纸。








1956年初,明楼和明诚从留学生那里知道了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召唤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工作者们回到祖国,一同建设新的祖国。明楼和明诚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联系对方,决定要回国。








他们打好了报告,连打三次,最后北京终于来了批示,表示同意。可就在这个时候,明诚病倒了。








这是从没在明楼计划中的事情——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并不忌讳病痛,也从不讳言生老病死,但他总觉得先病倒的会是自己。毕竟以他一个先学经济再学法的人的逻辑来看,这简直是再顺理成章没有的事情:明诚比自己年轻,明诚成年后身体一直很好,明诚几乎没有受过外伤,明诚比他的作息习惯好太多……








但这个时候逻辑和纪律都排不上用场,明诚确实病倒了,急性胃出血,送去医院抢救及时,切了三分之一个胃。








在医院里明诚还笑着安慰明楼,说这下好了,下半辈子真的不用担心发胖了。








明楼看着他,心想,真是三岁看老。阿诚就是阿诚,永远是担心他人多于自己。








明诚这一病,回国的行程自然耽搁了下来。等明诚病好,他们再次准备回国时,国内的局势已经有了变化,国办经大使馆给他传来一纸私函,说是国家希望他们能留在瑞士,利用多年斗争和工作的经验,在瑞士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发挥所长,更好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话说得很冠冕,但明楼一辈子做的就是情报和战略分析,字里行间的体恤和劝勉,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把信给明诚看。明诚那时已经结束了休养,逐步恢复工作。读完信后他看着明楼,神情一如当年,充满了赤诚和理想的光芒:“大哥,我说过的,我相信什么样的世界,我就去建设她。英特耐雄奈尔是会实现的。无论在哪里,我都没有放弃这一点。”








明楼抱了抱他,忽然意识到他已经很瘦了,笑笑说:“那我们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好。”








他们接受了组织的新命令。








明楼想起来,早在1945年的时候,他曾经读过一首诗,诗的作者和他们经历相似,也是早年留学欧美,后来回到祖国。但不同的,他回去后再也没有离开,跟着国家一同遭遇苦难,经历了抗战、内战,再后来听说没有和他的同时代人一起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学里教书。








那首诗写的是: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首诗明楼很喜欢,明诚却不。明楼知道明诚虽然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却有点奇怪的迷信,一定是颈联和颔联里的意象让他不喜欢。他们两个人很少有什么不一致的喜好,这首诗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








但今天,1959年的中秋,明楼莫名又想起了这首诗,大概因为是诗的最后一句。不管他们提不提起,这也许就是他们的结局。明楼又想,其实他们明家,曾经几不成家,又成了新的家,最爱的人死去了,活着的人天各一方,但这有何所惧?信仰和理想恰是最牢固的锁链和纽带,永远让他们在一起。








他沿着苏黎世湖往南开,途中经过一家明诚很喜欢的点心店,停下来买了个蛋糕——明镜是中秋生的,他们这些做弟弟的,从来不可能忘记她须臾。从店里出来看看天色,明楼心想,今晚吃完蛋糕,可以和明诚一起出来看月亮。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












《别日何易》全文完




 








 








 




写到这里,这个系列总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明楼和明诚这两个人,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是死在了上海,或是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在抗战的胜利到来之前——如果我没理解错原作者的暗示。




 




但是同人最美妙的地方之一就是可以翻转结局,给予新的可能性。于是《别日何易》就是我贫乏的脑洞所交出的答卷。




 




这个故事里我许多我知道的人的真实经历,写作的过程中几度落泪,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将近十万字,对于体力和脑力,都是一种折磨。但好在,它终于完成了。




 




写到这里其实也没别的什么话好说。作为一个坚定的左派和社会主义者,就在这里说一句,因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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